P2P野蛮生长终结 借贷宝社交金融模式迎来新机遇

  理财之家报道 在各种P2P平台野蛮生长、跑路事件频发之后,监管靴子终于“落地”,8月24日,中国银监会、工信部、公安部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监管突袭而至,彻底宣告 P2P 网贷野蛮生长的时代终结。
  新发布的监管办法赋予了P2P网贷以合法身份,但也以“信息中介”的明确定位对网贷机构的行为做了严格限定。《办法》规定,P2P不得从事自融,不得设立资金池,不得为出借人提供担保或保本保息,不得将 融资 项目拆分,不得发售 银行理财 产品,也不得从事众筹业务,借贷金额以小额为主。
  银监会普惠部主任李均锋明确表示,“目前大部分网贷机构偏离信息中介定位以及服务小微和依托互联网经营的本质,异化为信用中介,存在自融、违规放贷、设立资金池、期限拆分、大量线下营销等行为。”新规势必对一大批网贷机构形成强烈冲击,承受不住阵痛的平台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一片肃杀之下,主打社交金融牌的借贷宝或将鹤立鸡群,成为此次新政的最大赢家。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彭冰教授指出,“大量P2P平台从事信用中介业务,先不管其是否有能力控制风险,这些平台存在本身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监管机构出面划清平台的业务边界,有利于P2P行业的长期发展。”
  “借贷宝从创立之初就不同于绝大多数P2P平台。借贷宝服务于熟人间的小范围借贷,由用户自行判断借贷风险,无担保,无资金池,用户资金一对一流转,借贷金额小额分散,非常符合国家关于互联网借贷业务的监管方向,也即是“信息中介”这一明确定位。《暂行办法》是对借贷宝普惠金融之路的一个充分肯定。”借贷宝CEO王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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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陈光标的是与非:舆论为何总停不下来

“首善”陈光标的是与非:舆论为何总停不下来

这几天,“首善”陈光标的日子不甚太平。

9月20日,网易旗下“知道”平台推送了一篇题为《切胃减肥背后的陈光标:业务瘫痪债务缠身》的文章,爆料陈光标“减肥成功”实为缩胃手术所致,并质疑其曾经手的项目及金钱来源;同日,财新网发稿《特稿 | 陈光标:“首善”还是“首骗”》,披露陈光标大量捐赠不实或成果模糊、陈光标与某些落马高官有利益往来。

“首善”陈光标的是与非:舆论为何总停不下来

消息一出,舆论爆炸。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毕竟陈光标是个自带大新闻的人物。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波争议并未如往常那样在几天内降温,而是一浪高过一浪,且质疑之声占据主流。截至发稿时,陈光标仍深陷舆论漩涡,继续发表着辩白的声明。

这一次,是什么让舆论停不下来?

这发布会没想解决问题

不论是做慈善还是出席各种场合,陈光标一向以高调著称。但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在召开发布会应对质疑时,陈光标还带着那种“This is my house”的气场。

9月23日上午的发布会上,陈光标对有关诈捐、切胃减肥等报道质疑进行了回应。发布会显然经过精心布置——会前要求媒体将采访提纲发至陈光标公司处审核,并布置保安严阵以待;会上挤入超过200名自称“经销商”的人,记者仅50余名;发布会展示了一些捐赠凭据和“体检报告”,但工作人员不许记者翻阅;全程不允许提问,而且仅40分钟便匆匆结束……更有甚者,有记者称遭到“经销商”辱骂、殴打。

新华社记者王文志因提问而被赶出会场,他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希望陈光标是个好人,特别想今天来证明他是个好人,但是他今天不给我们这个机会。

会后,媒体普遍认为陈光标单方面灌输信息、拒绝回答问题,提供的回应也都缺乏实据,无法打消质疑。众多“经销商”的出场和行为也有“水军”之嫌。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缺乏诚意的发布会。没有第三方在场,没有逐条正面回应质疑,甚至连关键的证据都不肯展示,只剩下空洞的自说自话和证书展。这种回避问题的姿态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陈光标越陷越深。

到了清算争议的时候

在以往,指责陈光标“作秀”、“伪善”的声音从未断绝,但也从未形成如此强的力场。为什么?因为他确实捐钱了啊。

但当此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公众的宽容度和忍耐力也在被逐步消磨。尤其是当此次两媒体爆料陈光标“善举”不实,从根本上动摇了公众对陈光标的信任时,历次积压下来的不满难免爆发——行善不是行骗的资本,更不是行骗的幌子。

陈光标最不缺的不是钱,而是争议

除了屡屡现于报端的花样捐钱外,陈光标遭遇的纯负面新闻也不在少。

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陈光标发声要把在北京的一栋别墅捐给莫言。正当公众和莫言都一头雾水时,陈光标给出了解释:早知道他不会收,但可以免费吸引媒体报道。此言一出,立即被认为是借莫言炒作,引来批评。

“首善”陈光标的是与非:舆论为何总停不下来

2014年8月,正当“冰桶挑战”风行全球时,陈光标宣称自己在0℃以下的冰水内浸泡了至少30分钟,若有人能超越他就捐款100万。该举动的真实性受专家质疑,陈光标自己也承认造假,事实上身在50度的热水中。

除了这些道德上的质疑,法律层面的追问更显严厉。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起底陈光标“捐款不实”。《中国经营报》指其号称捐款数亿,实际“不过几百万”;《南方都市报》质疑其支援地震灾区有无的同时直指其资金正当性:“其扑朔迷离的公司业绩及巨额善款来源,一直是悬在民间的巨大问号”。

质疑一次次被各种各样的理由压下,却未曾消失。这回的舆论大爆发,不过是新旧账的一次总清算而已。

媒体不是个人宣传的工具

23日发布会现场的冲突,只是陈光标和记者关系的一种缩影。在报道陈光标时遇到不愉快的记者,也远不止王文志一个。

早在2011年5月,《中国经营报》记者叶文添就曾发微博称,因报道质疑陈光标慈善有假,他和诸多同事、同行的邮箱收到了死亡威胁和尸体照片,并且在网络上遭遇水军围攻。微博提及的知名财经记者赵何娟随后证实,收到了和叶等人一样的威胁邮件,并且已经报警立案。

22日,《中国经营报》记者李宾发文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从早晨上班开始,报社的公开电话就被打爆了,而内容几乎清一色的是责难和谩骂,刚开始大家不明所以,还耐心地进行解释,然后就发现,对方根本就是来故意谩骂的,只能放弃相关解释,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或者直接挂掉。

仔细想来,陈光标“暴力慈善”、直接撒钱的手法的确容易吸引大批“水军”。讽刺的是,这些破口大骂的水军支持的,却是一位“全国道德模范”。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磊则称,他采访陈光标时曾当面遭受威胁:

人物周刊:你曾说要把自己财产全部捐出去,举行个公证仪式,什么时候公证?

陈光标:你还年轻,小伙子,可以搞其他人,到我,你要注意,我只能这样提醒你。……到时候可能你连怎么进去的都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有关部门)正在为这个很恼火。已经有部门点到你了,你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人物周刊:那么,陈总你还知道去年贵公司在工商登记上面的销售额是多少钱吗?

陈光标:这个我没有必要跟你讲我经营的情况……你扰乱了社会和谐。

“首善”陈光标的是与非:舆论为何总停不下来

在陈光标看来,媒体和他显然不是对等的关系。需要时则利用,冲突时则打压。对前者他并不讳言,2012年旁听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会时,他说:

雷锋做好事写日记,我的区别是不写日记,你们媒体帮我写。昨天我捐了2000辆自行车,媒体就记录下来了。

2013年初,陈光标因为一篇评论文章,奖励了一个电视台编辑20万元现金。文章内容评论的是雾霾污染治理,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为陈光标“骑自行车戴绿帽子”的环保秀做了辩护。

至于23日的发布会,陈光标也将媒体斥为“用心险恶”、“居心叵测”、“心怀不轨”,轻视甚至鄙视媒体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可惜现在不是2000年,媒体人也不复年轻幼稚——随随便便发上社交媒体,这大新闻就传开了。

截至发稿,陈光标对财新传媒的起诉已经立案,调查结果尚未明确。但无论结果如何,这场风波的锅,还得陈光标自己来背。

借贷宝逾期60天征信上传央行 “销账”功能再引争议

  借贷宝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从传销式的大规模烧钱推广,到出现大量的借款人不还钱,再到后来臭名昭著的“裸贷”、暴力催收事件,借贷宝赚足了眼球也受尽了人们的非议。再加上目前p2p新规的出台,借贷宝正在尝试做出改变。

借贷宝逾期60天征信上传央行   “销账”功能再引争议

  9月18日,借贷宝在官网发布了《关于逾期用户相关交易记录上传央行征信系统的公告》,公告指出,用户在发起借款或赚利差的同时,要签署《委托贷款借款协议》。协议规定任何一笔借款逾期超过30天仍然未能还清时,银行会向该借款人发放期限为30天、贷款利率为零的委托贷款,这笔委托贷款仅限用于预付借款人在平台上应支付的逾期管理费。如果60天内,借款人尚未还款,那么他的逾期记录将直接上传央行。不过能否与银行征信系统无缝对接只有时间来验证了。
  9月19日,借贷宝副总裁曾军透露,为了让一部分用户解套,借贷宝内部正在研发“销账”功能。所谓“销账”功能就是说,借款人和出借人达成协议将双方借账一笔勾销,当然这是对于非正常还款情况下,借款人和出借人如何销账需要私下调节,借贷宝并不参与。
  然而假如借款人有逾期情况,即使销账以后仍然需要向平台支付逾期管理费用。
  对此,理财之家首席理财师赵英雄表示,借贷宝新规对于逾期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尤其是征信上传央行的举动。至于销账功能,目前来看并不会对现状产生太大作用。
延伸阅读央行开出第24张支付罚单 银联商务被罚款3万元 http://www2.licaizhijia.com/thread-616562-1-1.html

O2O换个姿势求生存 复制淘宝客模式

O2O换个姿势求生存 复制淘宝客模式

“流量”是互联网经济的生存土壤,移动互联网相对比固定互联网开辟了门槛更低、用户基数更多的流量“增量”市场,随着TMT成为扎堆创业的热门,移动互联网也成为新的流量“存量”市场,而这酿成O2O等成为去年的烧钱专业户。

O2O作为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商业模式,是无数实体门店以及传统行业从业者转型升级的寄托,岂可因噎废食?!从近年的教训看,主打用户忠诚度的模式很逃补贴的旋涡。O2O必须换个姿势求生存,以商户运营撬动用户运营(或简称为“以B端带C端”)成为更务实的选择。

目前看来,做的风生水起的O2O仍然是老办法,以国内沉淀多年、行之有效的团购平台为班底,经过不断的模式改良和大众消费品类的拓展,变成了美团点评、百度糯米、支付宝口碑等本地化生活服务平台的“三国杀”,背后分别站着BAT巨头。他们共同特点是以“餐饮”为突破口,把年轻用户引导着线上、线下商户与平台对接、支付闭环走顺之后,继而旁侧敲击丽人、电影、休闲娱乐、酒店、商圈等高频消费品类。而他们的商户运营策略及流量运营动作尤其值得从业者关注。

买广告位做“线上流量”,不如运营好自有的“线下流量”

一边O2O平台投放广告、做站外API接口、做低价促销等找流量;一边是商户给平台入驻费用或更高的抽佣点,以便争取好的广告位推荐。实际上,O2O平台是购买线上流量,再把成本转嫁给商户。“羊毛出在羊身上”,线上流量费随着创业潮水涨船高,获客成本走高,对于薄利的商家来说线上营销开支剧增。

线上广告位追求的是“用户到达率”,而商户自有的“线下流量”包括路过新客户、回头客复购、老客户留存及顾客之间的口碑推荐等传统办法,如何把这块线下流量资源用互联网技术场景再现为增量流量,或者用优惠劵办法吸引更多新客户、提醒回头客进店、让顾客通过分享优惠劵带动更多成交。

传统优惠劵如纸质传单、会员卡、手机短信等,存在易丢失、广撒网式发放不精准、核销过程繁琐等痛点。O2O平台的电子优惠劵能随时调取、扫描支付,与微信的卡劵路径隐藏较深相比,大众点评推出“闪惠”由商家限时优惠并灵活设置金额,美团推出“优惠买单”让用户到店消费后满减,百度糯米的代金劵(如用户以85元购买100元面值)、储值卡(充值自主消费)、到店付(输入订单编号或扫码可支付)等标准化产品流行。

今年大众点评首页的“附近头条”、百度糯米首页的“糯米头条”、 支付宝口碑版面中间的“专属优惠”都基于LBS为商户做“信息流”推荐。以支付宝口碑发优惠劵的方式,商家登陆纵横客或小雅CRM平台创建电子代金劵投放在“口碑”平台。商户可以给店铺附近消费频次低的顾客、消费额度高的老顾客设置不同折扣优惠或代金劵,以提升门店回头客及客单价。过去一年口碑派发5亿张优惠券,为线下商家新增105.7亿成交额。

支付宝口碑

然而,商家的优惠劵只能在单一O2O平台内展示,能否在全网推广为商户导流?能否以较好的制度和技术设计助推商户拉新和转化呢?最重要的是能用按成交付佣金减少商户的广告开支!

要“站内流量”更要“站外流量”,“淘宝客”模式能否被复制?

在电商时代,淘宝运营站内流量主要手段有“钻展”(按曝光率付费CPM),“淘宝直通车”(按点击付费CPC),“麻吉宝”(按互动参与付费CPA);而站外流量主要靠“淘宝客”为推广商户导流。

比如用户点击在hao123的导航栏的淘宝链接、网易的广告橱窗位,以及蘑菇街等购物分享网站,跳转至淘宝页面完成交易后,淘宝联盟在消费金额中自动扣除相关佣金给流量方。除此之外,淘宝客还借势SNS社交网络推广,一大批草根站长和个人因此而致富。

淘宝客关系图

在淘宝联盟并入“阿里妈妈”前,仅2012年淘宝客共分佣达30亿元,拥有50万家合作网站及淘宝客,数百万商家会员,日均PV(页面浏览量)达45亿。可以说,淘宝客为淘宝稳坐国内最大电商平台头把交椅立下了汗马功劳,淘宝客为店铺找到了流量的“源头活水”。在移动电商时代,一些玩家也想复制“淘宝客”全网导流、促进成交的辉煌。

第一类是有赞、微盟、点点客等三级分销平台吸引商家在手机App或用公众号开店,把种子粉丝变成一级分销商,一级分销商转发微店二维码至朋友圈吸粉,新粉丝成二级分销商去拉新,如此循环,成交倒推两位的推广者可获得不可比例返佣。微分销利用朋友圈的口碑裂变式传播,诱导粉丝个个只想当分销商而不去成交,和传播模式有打擦边球之嫌。随着微信7月份出台新政大举封杀三级分销平台,这类全网导流模式平添诸多变数。

另一类是支付宝口碑近期推出的“口碑客”平台,线下商家可在口碑客为单品或通用品自主设定佣金比的优惠劵在推广市场投放。而推广者既可是媒体或者门户,也可以是公众号自媒体、微博大V、直播网红等。甚至有推广意愿的个人也可在口碑客上领取任务,其优惠劵是专属二维码的推广链接,消费者领取专属优惠劵可到线下消费,优惠劵被核销的同时商家设定佣金,会自动转入推广者的支付宝账户。

口碑客与三级分销的共同点是在移动端复制淘宝客的站外推广办法,商家按CPS分配佣金。不同之处是微分销是三级付佣,而口碑客是直接给推广者的一级分佣;三级分销的传播渠道主要为朋友圈,而口碑客的推广渠道是全网媒体、自媒体及网红。

口碑客的模式

无生态不O2O,保障商户利益才是平台崛起的第一法则

最近流行一篇文章叫《买不起的流量,创业者每天都是生死存亡》,去年O2O项目获取流量靠做网络推广、用户补贴等烧钱的导流办法,在注意力极易分散、媒介碎片化的形势下已不合时宜;即使砸天价品牌推广预算也很难带来理想销量。“口碑客”通过深度绑定商家与推广者的利益,力图盘活全网流量,提升商家的转化率,笔者认为其模式有如下三点优势:

(1)对商家来说,按CPS付费而不是CPM或CPC费用,只有成交时才会返佣,这与商家垫付广告预算也为省钱,并且用户进店消费后才返现,有效规避刷单行为;商家甚至不必担心有多少消费者拿优惠劵进店消费,这是推广者自觉会考虑的问题。

(2)对推广者来说,口碑客模式为自媒体和网红等内容创业者开拓了一条变现新渠道。目前公众号已超过2000万,无数网红蜂拥抢占各大直播平台,很多自媒体或网红大号面临有粉丝、变现难的尴尬局面。如果线下商店在口碑客上发布优惠劵,美食大号、微博大V可以附上口碑客的专属优惠劵,粉丝进店消费扫码支付,佣金就会自动转账推广者的账户。网红在直播时,让粉丝打开支付宝在口令红宝中输入口令就能领取优惠劵,粉丝到线下消费即可实现流量变现。

(3)对流量方来说,口碑依托支付宝亿级活跃用户优势,只要使用优惠劵到线下消费的用户即(商家)会员。淘宝客是30天结佣,而口碑客即时返现,对推广者的利益激励效果更为明显,或称为O2O平台拓展商户的地推“大杀器”。

不过,策划人李星(微信号:lixingo2o)认为支付宝口碑的用户习惯仍在培育之中,口碑客运营仍需克服不少障碍:(1)商户的经营资质须严格审核以防止出现虚假折扣促销拉新现象;(2)后台SaaS系统需要帮助商户把“增量的客流”转化为身边的“存量客源”;(3)随着后续商家进驻口碑客平台越来越多,是否也会形成商户新的流量竞争,如何利用LBS精准匹配推广者与商户至关重要;(4)人人都是口碑客,口碑客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前者自媒体或网站积累的活跃粉丝数量和粘性直接决定其收入,因而须加强对口碑客的培训。

O2O平台整合更多推广资源才能把钱用在刀刃上,既要运营站内的“存量流量”,也要开拓站外的“增量流量”,并吸收淘宝客模式精髓,为商户带来成交会员、为用户带来商品优惠、为推广者解决粉丝或流量变现刚需,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生态O2O平台模式。

腾讯理财通联手万科推出梦想家计划

  理财之家报道 昨日(8月28日)腾讯理财通宣布与深圳万科正式启动“梦想家计划”,这一消息如同深水里的一枚炸弹,“嘭”的一下在业内开花,不管是等着进入“房奴”一族的用户还是地产行业都对双方合作内容充满期待。
  据介绍,用户只需在腾讯理财通页面设置定投计划,每月定时转入1000元以上,即可享受理财收益与万科购房折扣双重福利:若用户持续定投5年,最高可享受3%的万科购房折扣,按房款500万来计算,购房能省15万元,帮助广大用户更轻松地圆置业梦。要知道,即便是找关系找熟人,在房价高企的今天,北上广深,能拿到0.5%的折扣就是面子大了。3%的折扣,如果总价500万的房子,那就是节约15万的真金白银啊。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即省下了一年的工资收入。腾讯理财平台产品负责人闫敏表示,“梦想家计划”的出台就是为了帮助用户养成随时、随地、随心理财习惯的同时更轻松地圆置业梦想。
  理财通是腾讯 互联网金融 布局中的重要一环,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理财服务。与阿里将蚂蚁金服独立上市不同,腾讯的金融业务是在已上市的大盘子中。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腾讯股价创下新高,市值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再次成为中国第一大市值的 互联网 上市公司。

腾讯理财通联手万科推出梦想家计划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并购布局的成功。当然,社交层面的巨大优势亦获得了投资者认可,较强的用户粘性及较迅速的变现路径为包括游戏、理财等在内的各类业务平台的拓展都打下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此外,腾讯理财通此次的合作方万科为全球最大的商业住宅开发商,市值超2512亿元人民币。其最新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1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48亿元,增长48.8%;实现销售收入1900.9亿元,同比增长69.9%,创下历史新高。同时,今年7月,万科亦成功晋级《财富》世界五百强榜单,名列第356位,成为十年来成功进入该榜单的第一家专业住宅企业。万科近期在资本市场被多方追捧,亦能从侧面反映其优秀的企业状况。
  理财通在背靠互联网领军企业腾讯的同时,与地产巨头万科展开合作,联手打造的“梦想家计划”,通过与万科这样的国内地产的顶级品牌合作,一举解决了理财用户购房的痛点。而且,也能增加用户粘性,促进平台自身的发展。
  一方面,理财与置业其实是一件密不可分但却令人纠结的事情。对 于刚 刚工作不久,收入不错但积蓄有限的朋友而言,高昂的房价往往令人望而却步,特别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更是如此,但倘若再等上几年,凑足首付,购房成本却很有可能又要高上一大截。
  此番腾讯理财通推出的“每月定投享购房折扣,且时间越长折扣越高”的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的上述的尴尬问题,让人们的置业计划更加灵活,因为你买房或者不买房,理财通的收益和万科的折扣就在那里,不偏不移。而且,定位极为精准,引导“月光族”人群形成理财习惯。
  另一方面,此次抛出“购房享折扣”这一巨大诱惑,还可以进一步增强理财通的用户粘性。做为腾讯官方理财平台,理财通的用户大多来自于QQ、微信等“社交生态”,而“社交”往往与“衣食住行”有着紧密的联系,倘若以此为切入口,为用户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形成“用户需求―产品价值”双方不断互补的良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梦想家计划”并非两家巨头的首次合作,更并非为用户提供的第一次增值服务。早在今年4月,腾讯理财通便与万科联合推出“理财通百倍收益抵房款”计划,即用户在理财通中累计的理财收益,可按100倍抵扣深圳万科楼盘的购房款,最高可抵扣200万元。
  此外,腾讯理财通还曾多次与垂直领域的品牌达成跨界合作,从“衣食住行游乐”多个角度丰富生活化理财场景,尽可能地为理财用户提供最大的便利。
  腾讯理财通越来越像一个在理财之余,提供高品质生活的服务平台。深圳万科营销总监辜庆永指出,近年来万科在不断地创新,正积极拥抱互联网。此次万科携手腾讯理财通推出“梦想家计划”,这是整合双方创意与资源共同服务用户的新尝试。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副总经理李航表示,“互联网+”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腾讯理财通与万科此番携手,正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以稳健理财之道助力置业梦想的实现。相信未来双方会在互联网+房地产领域有更多的探索。
  除了与万科的合作以外,腾讯理财通还与周大福、华为手机等多个知名品牌进行了跨界合作的尝试。对此,腾讯金融市场部负责人林文钦表示,未来腾讯理财通还将继续在“衣食住行游乐”等各个生活领域,与垂直领域的强势品牌进行跨界合作,为用户开发更多生活化理财场景。
  腾讯与万科身为各自领域的巨头,双双跨界却不出界,理财通的“梦想家计划”为互联网理财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也为用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便利。
  总之,以具体场景推进业务的腾讯理财通,在BAT的互金大战中,选择与另一领域的顶级品牌合作,不失为一种出其不意的奇兵策略。在与阿里系蚂蚁金服、后起直追的百度金融的竞争中,一向注重用户体验的腾讯,每一次的动作都会被市场关注和反复推敲、仿效。正是因为理财通这样重视用户体验的互联网金融市场玩家的出现,或许将带来一次互联网金融用户体验的革命,这对于普通消费者和用户而言,无疑是乐见的。
  今天,腾讯理财通与万科合作,通过整合资源,给用户带来了便利和实惠;也许,明天,在淘宝购物也能享受看电影的福利,百度用户可以享受酒店的折扣,一切不可预料,一切皆有可能……这正是腾讯理财通与万科跨界合做、整合资源带给整个市场的刺激和正向意义。
延伸阅读:
P2P网贷监管细则 扫清网贷行业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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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商竞争,商场需要创造更好的购物体验

与电商竞争,商场需要创造更好的购物体验

香港《南华早报》10月25日文章,原题:惊魂夜和相亲:中国商场为了抗争网购而改头换面 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入口外赫然耸立着一间“鬼屋”。对于胆子足够大、敢于尝试的购物者来说,他们必须在40分钟内破解5个不同的迷宫。

随着电子商务颠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零售业,中国的购物商场正在推出新的购物体验以留住顾客并存活下去。“我们正在做出新的尝试,努力吸引不同类型的消费者,这个是针对那些喜欢尝试新事物和冒险的消费者的。”大悦城营销总监助理赵波(音)说,“纯粹的促销活动不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北京长楹天街购物中心的总经理彭佩希(音)则表示:“我们已经进行了转型,把焦点对准网购的不足,比如儿童游乐场、电影院,甚至还为成年人提供相亲活动。”

分析人士说开发基于购物体验的消费是大型商场经营者的正确方向。埃森哲亚太和大中华区零售业总经理许佑宏说:“购物商场转型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势在必行。仍有很多方面是网购无法满足的,只要你能抓住不断变化的消费行为,就一定会有盈利空间。”(作者萨默·甄[音],陈一译)

滴滴进军共享单车领域,数千万美元战略投资ofo “小黄车”

滴滴进军共享单车领域,数千万美元战略投资ofo “小黄车”

分析人士指出,共享单车类型的公司,其核心壁垒在于车辆的软硬件研发、资本投入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市场宣传带来的网络效应和入口效应。与滴滴的战略合作无疑将在以上三方面增强ofo的竞争力。除了眼前的流量,从长远来看,地图、导航、大数据、定价策略等应用和算法层面的获益对ofo 更具意义。

随着共享单车平台的走红,不少分析人士都曾揣测,志在做“一站式、多元化”出行平台的滴滴一定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如今,这些猜测得到了证实。

9月26日,滴滴出行宣布数千万美元战略投资共享单车平台ofo。滴滴方面表示,作为滴滴未来城市共享出行开放生态建设战略的一部分,滴滴出行与ofo将在技术、大数据、运营、移动生态体验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用户在滴滴平台上有望直接体验到 ofo 的服务。

2016年,共享单车成为共享经济的新力量,无论是ofo的“小黄车”还是刮起“橙色风暴”的mobike单车,都为人们短距离出行提供了便利。经纬中国合伙人肖敏表示,自行车共享市场具有庞大的潜在客户群体,以北京 2500万常住人口为例,他们每天的“最后三公里”需求极其庞大。

“从大出行平台出发,滴滴对各种出行方式都会进行尝试性投资以扩充产品线,另外,投资ofo也有一些公益性的考虑在里面,共享单车模式其实是在提倡一种健康的出行方式,这比单纯的盈利更具想象力”,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张君毅告诉2记者。

下一个现象级公司?

这已经是“小黄车”今年获得的第四笔投资了。早在今年2月,ofo就完成了由金沙江创投领投,东方弘道跟投的A轮融资。两个月后,ofo获A+轮融资,两轮融资总计2500万人民币。9月2日,ofo又获得了经纬中国领投,金沙江、唯猎资本跟投的数千万美元B轮融资。

创立于2014年的ofo是一个源起于校园的学生创业项目。2015年6月,公司转型为校园共享单车平台,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优化校内单车资源,提供无桩共享单车出行解决方案。据ofo数据,ofo上线至今已有近7万辆共享单车,总订单超过1500万,日订单超过50万,为全国20座城市超过150万师生提供出行服务。

密集的资本投入背后,是共享经济大潮下各方对共享单车项目的青睐。业内人士预测,ofo或将是天猫、淘宝、美团、饿了么等之后又一家日单量过100万的交易平台。

不过,由于门槛较低,这一领域的竞争也来势汹汹。今年4月上线的mobike单车就是一个劲敌。据mobike数据,运营100天,其注册用户已达20万。

双方的一个核心差异是,ofo目前主要服务于大学生出行,mobike则向全社会开放。另外,为保证质量,mobike单车采用了自主研发、自己生产的“重”模式,采用实心车胎、汽车轮胎5辐轮毂的设计,重量约为普通车辆的2倍。这也使mobike招致骑行体验不佳、资产过“重”的负面评价。

目前,mobike单车也已经进入校园,可以预见的是,双方的正面竞争将不可避免。“共享单车的模式还在不断修正改变,现在说谁优谁劣还为时过早,但各种模式最终比拼的还是落地的运营以及背后的资源”,张君毅告诉记者。

那么,在这场争夺“下一个现象级公司”的战役中,滴滴的加入将会改变什么?

有分析人士指出,共享单车类型的公司,其核心壁垒在于车辆的软硬件研发、资本投入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市场宣传带来的网络效应和入口效应。与滴滴的战略合作无疑将在以上三方面增强ofo的竞争力。除了眼前的流量,从长远来看,地图、导航、大数据、定价策略等应用和算法层面的获益对ofo 更具意义。

但一个问题是,ofo若要进一步扩展市场,必然要走出校园。目前来看,模式更“轻”场景更封闭的ofo更具优势,但ofo能否在更大的非标准化场景中继续保持优势?

据悉,在目前的模式下,小黄车也可以骑到校外,但限制颇多。小黄车分单双号两种,其中单号车仅允许在校园内骑行;双号车在校内和校外均可骑行,费用为校内骑行的4倍,解锁双号车需交付一定数额的押金。

就读于复旦大学的沈同学告诉记者,在校外使用时会更倾向于选择mobike单车。“小黄车骑出去之后还需要再骑回学校,行程是固定的,而mobike可以只骑单程,虽然价格略高,但出行范围更广,感觉更合理”,沈同学说。

滴滴布局短距出行

滴滴投资单车共享平台,并不令人意外。补足其出行版图上短距出行的模块,同时将可能成长为“下一个滴滴”的公司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对滴滴来说并不是赔本的生意。不过,根据业内此前的推测,比起发迹于校园的ofo,已铺到上海北京全城的mobike更有可能成为那个被巨头相中的“幸运儿”。在张君毅看来,投资ofo而非mobike可能并不是基于商业模式上的考虑,而是综合考虑了合作的便利性等其他方面因素。

尽管滴滴和ofo在未来的业务上会有一定结合,但汽车和单车毕竟不同,自行车是完全交给用户,牵扯到信用体系和自行车报损率。ofo的共享模式和滴滴的私车共享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车源上看,即使是模式上更“轻”的ofo仍然是自主投放的车子居多。处理这种不同于以往的情形,将是滴滴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接入单车业务对于滴滴既有业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尚属未知。另外,在张君毅看来,共享单车这种出行方式能不能在全国推行,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他同时指出,合理规范是共享单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利益受到损害的黑车司机在成批量大规模损毁共享单车,这个领域需要获得政府政策的支持,市民的使用习惯也有待改进。”

值得一提的是,有业内人士透露,就在ofo宣布C轮融资消息的同时,另一大单车玩家Mobike也在市场上进行C轮融资。相比汽车,自行车领域门槛较低,目前两家企业规模尚小,也未形成技术门槛,随时可能有新玩家入局。

在易观互联网出行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张旭看来,未来这个领域会出现类似滴滴uber这样的竞争,但是据他预计规模不会很大。“单车租赁的客单价本身比较低,投入大量补贴是否会有效果还有待检验”,他说道。

P2P平台业务结构混乱经营 监管收紧催生平台集团化

  理财之家消息,自8月24日银监会等多部位联合发布网贷暂行管理办法后,网贷平台结构混乱现象加剧,网站平台纷纷宣布企业集团化。

P2P平台业务结构混乱经营  监管收紧催生平台集团化

  据相关消息,9月底,积木盒子所在PINTC集团,一分为二分设PINTEC集团和积木集团。
  10月20日,团贷网升级为团贷网集团。团贷网集团将分为资产端和互联网端,资产端即正合普惠和团贷网资管;互联网端业务形态包括P2P板块、私募基金、代销基金、保险经纪业务、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络小贷等。
  监管规则的收紧让网贷行业生存环境变得更加艰难
  监管规则禁止混业经营原则,在网贷暂行管理办法的第十条中表述为:禁止“自行发售理财等金融产品募集资金,代销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基金、保险或信托产品等金融产品”;禁止“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禁止“除法律法规和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定允许外,与其他机构投资、代理销售、经纪等业务进行任何形式的混合、捆绑、代理”。
  所以,集团化就成了平台的是管理和发展的需要。
  网贷平台将资产端进行一定的剥离
  在网贷借款限额背景下,许多平台在整合重组中,剥离出消费金融和金融科技业务。实际上,这二者可相应地视为资产端和资金端。对于网贷平台出于发展的需要,催生了平台的集团化,那么许多网贷平台在原有混业经营基础上,集团化的整合与重组,则一定程度是对监管的顺应。
  在网贷的行业洗牌的时期,现有金融法律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原则,已经不被允许混业经营,在互联网金融业界,尽管不少“集团化”还存在空壳造势现象,但当下集团化或是一个既品牌化又合规、多赢的举措。

美国《众筹条例》评述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众筹条例》评述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众筹(Crowdfunding)是一种通过互联网面向公众募集小额资金的新型融资方式,其能够为那些存在融资缺口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创新、创业和创意项目,有助于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因而其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然而,当通过众筹进行融资的企业以股权或利息作为投资回报时,这一融资模式受到既存证券监管体系的严格管制而失去了可行性。为此,许多国家均通过修改证券法,为证券型众筹的发展提供制度空间。

我国的众筹立法也已提上日程。中国证监会自2014年以来对股权众筹行业进行了多轮行业调研,研究制定众筹融资的监管规则。[1]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中多次提出要“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2]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3],将股权众筹界定为“非公开发行性质”,这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激烈争论和批评。[4]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5]将股权众筹定位于“公开小额股权融资”,并明确由证监会负责监管股权众筹融资业务。2015年4月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草案)》也认可了“以互联网等众筹方式公开发行证券”的方式。从上述监管机构和评论者的意见可以看出,尽管众筹立法已经成为我国各界的共识并呼之欲出,但各界对于证券型众筹应如何监管乃至众筹应如何界定还存在较大分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最早开始了证券型众筹的立法探索,并在2012年通过《工商初创企业促进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以下简称JOBS法案)中对证券型众筹作出立法豁免,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制定监管细则。在历经长达三年半的征求意见、激烈争论和规则制定过程后,SEC终于在2015年10月30日通过了《众筹条例》,以具体实施JOBS法案的众筹豁免。本文将考察《众筹条例》的内容、制定过程中的争议并对其进行评价,为我国的众筹立法提供比较法的借鉴与启示。

一、《众筹条例》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

(一)《众筹条例》的制定背景

《众筹条例》是基于JOBS法案第三编的授权和要求而制定的。美国国会通过JOBS法案对众筹进行证券法上的豁免,是因为证券型众筹与现行证券监管体系存在难以协调之处。其一,证券型众筹属于《1933年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所界定的“证券”,其发行须符合《证券法》第5节对证券公开发行的注册要求,包括制作和申报招股说明书、经过SEC工作人员的审核与和评价程序等;其二,众筹融资平台将被认定为《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下简称《证券交易法》)上的“经纪人”而被纳入一整套严格的监管体系;其三,众筹发行企业因股东人数过多而可能被认定为《证券交易法》上的“报告公司”(ReportingCompany)[6]而须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这些监管成本是进行众筹融资的初创企业和新兴的互联网融资平台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如不改变现有的证券监管规则,证券型众筹将无法正常运行。

为了鼓励证券型众筹的发展,进而促进融资、就业和经济增长,美国国会于2012年4月5日通过了JOBS法案,对众筹融资所面临的上述证券法瓶颈一一作出豁免:(1)在《证券法》中新增了第4(6)节,将符合特定条件的众筹发行豁免于《证券法》第5节的公开发行注册要求;(2)为解决众筹融资平台被认定为“经纪人”而导致的监管成本过高问题,法案创制了“筹资门户”(Funding Portal)这一新的中介类型,有条件地将“筹资门户”豁免于“经纪人”的注册和规制要求;(3)法案要求SEC制定规则将众筹发行的证券豁免于《证券交易法》第12(g)节的要求,从而使众筹发行人不因股东人数过多而触发《证券交易法》上报告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三个豁免均为有条件的豁免,只有符合豁免条件的发行人和中介才能享受豁免的地位,满足这些豁免条件本身即构成对证券型众筹的规制。此外,JOBS法案还在《证券法》中新增第4A节,详细规定了对众筹中介和发行人的要求。对证券型众筹的这一规制方式属于“通过豁免的规制”[7]。

JOBS法案的豁免并不能直接被发行人和中介所使用,法案的每一节均要求SEC制定相关细则以具体实施法案对证券型众筹的豁免。SEC在JOBS法案通过后立即表示,在其通过具体规则之前,任何根据众筹豁免所进行的证券要约或销售活动均为非法。[8]

(二)《众筹条例》的主要内容

根据JOBS法案的要求,《众筹条例》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对证券型众筹予以规制:(1)众筹豁免的条件;(2)对众筹发行人的要求;(3)对众筹中介的要求;(4)其他条款,包括不重要偏离(Insignificant Deviations)、转售限制、报告义务的豁免等。

1.众筹豁免的条件

JOBS法案确立了众筹豁免须符合的基本条件:(1)发行人在过去12个月内的发行额不得超过100万美元;(2)发行人在过去12个月内销售给任何一个投资者的证券不得超过特定限额;(3)众筹融资须通过符合《证券法》第4A (a)节要求的经纪人或者筹资门户进行;(4)发行人须符合《证券法》第4A (b)节的要求。[9]SEC负责对这些条件进一步明确。

在发行人资格方面,除了排除JOBS法案列明的外国公司、报告公司和投资公司以外,《众筹条例》还将没有依法进行持续报告的公司和没有确定的商业计划的公司排除在适格发行人之外。其目的是敦促发行人按时进行持续信息披露以及真正地为那些拥有早期项目和创意的企业提供融资机会。[10]

就单个投资者的投资限额而言,《众筹条例》将单个投资者在12个月内投资于众筹证券的额度明确限定为:(1)2000美元或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的5%,按其中较大金额计算,但年收入或净资产按其中较低者计算,适用前提是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中有一项低于10万美元;(2)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的10%,按年收入或净资产较低者计算,最高不得超过10万美元,前提是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均等于或高于10万美元。[11]

《众筹条例》对众筹的中介要求进一步强化,要求发行人只能使用一个符合要求的众筹中介,且所有的交易只能在中介的平台(Platform)[12]上进行。SEC认为,每个发行人只能使用一个中介将便于大众分享信息,防止“大众”被稀释,并且有助于众筹中介判断发行人是否超过了100万美元的融资限额。[13]之所以强调众筹交易只能在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上进行,是为了确保信息的获取和分享都能以开放的方式进行,从而实现信息的透明化、同步性以及一致性。[14]

2.对发行人的要求

JOBS法案对发行人的要求主要是信息披露,包括发行时的信息披露和发行后的持续报告。法案并未要求发行人采取特定的披露形式,只是要求发行人向SEC申报并向投资者(包括潜在投资者)和相关的众筹中介提供特定信息。《众筹条例》则要求发行人通过C表格(Form C)向SEC申报,同时向众筹中介提供C表格并将投资者引导至中介平台上的信息。此外,《众筹条例》还对发行中的广告和促销人报酬作出了具体规制。

(1)发行说明书的信息披露要求SEC在《众筹条例》中对JOBS法案的披露要求进行了细化和补充:

A发行人及众筹发行的基本信息。其包括发行人、高管、董事和特定股东的基本信息、资金的用途、目标融资额与截止时间、发行价格、所有权与资本结构等。

B财务信息的披露。其包括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描述性讨论及财务报表的披露,前者包括对流动性、资本来源以及运作历史的讨论,后者则基于发行人在过去12个月内融资额的不同采取了差异化的披露要求:(a)10万美元及以下的发行:应披露由发行人的主要执行官(Principal Executive Officer)对其准确性进彳了保证的近一^年联邦所得税申报单中的总收入、应税收入及总税额,以及由主要执行官保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财务报表;(b)10万~50万美元之间的发行:应披露由独立会计师审查(Reviewed)的财务报告;(c)超过50万美元的发行:应披露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

C进展更新。发行人须在其达到目标融资额的50%和100%时的5个工作日内向SEC申报及向投资者和中介披露其融资进展。如果发行人接受超过其目标融资额的投资,其须在发行截止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SEC、投资者及中介申报或披露其融资总额。SEC认为,该规定将有助于投资者对融资进程进行判断。

D发行说明书的修正。发行人应在发行条款发生重大变化时对其披露进行修正,该修正应向SEC申报并提供给投资者和中介。投资者如未在5个工作日内对其投资承诺进行确认,则其投资承诺将被视为取消。

(2)持续报告义务。JOBS法案要求发行人“应根据SEC制定的规则至少每年向SEC和投资者申报或提供其运营报告与财务报告,并由SEC规定持续报告义务的例外情形和终止日期”。[15]据此,SEC制定了《众筹条例》的202规则,其主要要求如下:

A报告的提供。发行人应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120天内向SEC申报,并将年度报告公布在其网站上。

B报告的内容包括财务报表和其他内容。发行人的主要执行官应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出保证。发行人还应披露发行说明书中所要求的除与发行直接有关的信息以外的其他信息,如发行人的基本信息、财务状况、董事与高管、雇员人数、资本结构、风险因素、负债情况以及关联方交易等。

C持续报告义务的例外和终止。为避免众筹发行人的持续报告义务无限期延续,《众筹条例》规定了持续报告义务终止的情形。

(3)其他要求。《众筹条例》将发行人就发行条款进行的广告限于将投资者引导向众筹中介平台的通知,发行条款内容限于发行证券的数量、性质、价格以及发行的截止日期。这是为了将投资者导向众筹中介的平台,并让投资者在平台上获得充分的信息披露之后再作出投资决策。[16]《众筹条例》第205规则还对发行人向促销其证券的人支付报酬进行规制,要求发行人采取合理的步骤,确保促销人在每次促销时都清楚地披露了其从发行人处收到的报酬,以便让投资者知悉在平台上发表观点的人是否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

3.对中介的要求

众筹豁免的条件之一是“通过符合《证券法》第4A (a)节要求的经纪人或筹资门户(Funding Portal)进行融资”。经纪人和筹资门户作为众筹发行的中介,被《众筹条例》要求提供投资者教育资料、采取减少欺诈风险的措施、提供发行人和证券发行的信息、提供交流渠道以允许在平台上讨论发行,这些要求起着保护投资者和方便众筹发行的重要功能。

(1)中介的两种类型。众筹中介包括经纪人和筹资门户两种类型。经纪人是为他人完成证券交易的人,筹资门户则是JOBS法案新创制的一类中介,是在众筹证券的发行或销售中担任中介的经纪人[17],但被豁免于《证券交易法》第15(a)(1)节的经纪人注册要求,从而无须受到经纪人的监管体制的规制。不过,筹资门户的业务也受到了限制,其不得从事以下活动:提供投资建议;对在其平台上发行的证券的购买、销售或购买的要约进行劝诱;对其雇员、代理人或其他人进行上述劝诱活动支付报酬,以及基于证券的销售对上述人员支付报酬;持有、管理、占有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投资者的资金或证券。[18]

(2)采取减少欺诈风险的措施[19]。《众筹条例》要求中介具有合理理由相信通过其平台进行众筹发行的发行人遵守了《证券法》和《众筹条例》的相关规定,并建立了保存证券持有人记录的机制。中介可信赖发行人的陈述以满足上述要求,除非其有理由质疑该陈述的可靠性。此外,中介如有合理理由相信发行人或其高管、董事、持股20%以上的股东存在《众筹条例》503规则规定的剥夺资格(Disqualification)情形,应拒绝其利用平台。中介如有合理理由相信发行人或该证券发行具有欺诈的可能性或因其他原因而可能引起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担忧,也应拒绝其利用平台。

(3)开户与投资者教育的要求[20]。中介须为投资者开立账户并取得投资者关于电子递送资料的同意。中介提供给投资者的所有资料均应通过电子信息予以递送。中介在为投资者开立账户的同时,应为其提供一系列教育资料,例如通过中介要约、购买和发行证券的程序、众筹证券的风险、发行证券的类别、转售限制、投资者的投资限制、投资者取消投资承诺的限制、投资众筹证券的适当性、发行人停止发布年度报告的情形等。

(4)与交易相关的要求[21]:

A发行人信息的公开。中介应将发行人的发行说明书中的信息在其平台上公开,且这些信息在该证券被销售的21天之前就可被公众所获得,一直到该证券的发行和销售完成或取消为止。同时,中介不得要求希望获得信息的人以在中介开户作为条件。

B投资者资格的核实。中介每次接受投资者的投资承诺之前均应有合理理由相信投资者符合投资限制的要求。不过,对于这一要求的满足,《众筹条例》允许中介信赖投资者关于年收入、净资产以及其他众筹投资金额的陈述,除非中介有理由质疑该陈述的可靠性。

C交流渠道。中介应将有权在交流渠道上发表评论的人限制为在中介开立账户的人,且在每次发表评论时清楚而明显地披露其是否为发行人的创立人、雇员或为收取报酬而进行促销。交流渠道上的讨论则应允许公众查看。此外,若中介为筹资门户,则其除了建立交流的规则和移除不当或具有欺诈可能的交流外,不得参与信息交流。

D投资承诺的通知。中介在收到投资者的投资承诺时,应向投资者披露投资承诺的金额、证券价格、发行人名称以及投资者可以取消该投资承诺的时间。

此外,《众筹条例》还就资金的保管和转移、交易的确认及发行的完成、取消和重新确认等事项对中介提出了具体要求。

4.其他规制与豁免

包括不重要偏离(Insignificant Deviations)和转售限制等。发行人在善意、合理地作出了遵守所有条款、条件和要求的努力后,若发生对《众筹条例》的不重要偏离,其将不会因而丧失众筹豁免。[22]众筹发行证券在发行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售,例外是,在一年内可转让给发行人、获许投资者、购买人的家庭成员或其控制的信托,也可作为注册发行的一部分进行转让。

二、对《众筹条例》的评析

JOBS法案要求SEC在270天内制定监管细则以实施对证券型众筹的豁免,而SEC在2015年10月30日通过《众筹条例》时距JOBS法案要求的时限足足迟延了1000多天。SEC的严重迟延及其在2013年10月23日公布的《众筹条例(草案)》均遭到很多论者的批评,[23]然而,对SEC的过分苛责并不公平。造成《众筹条例》起草与出台严重迟延的原因主要是JOBS法案第三编所引发的过多批评和争议,而SEC基于其法定权限又无法对JOBS法案所确立的众筹监管体制进行修改和删减。事实上,很多论者均认为JOBS法案第三编的监管要求过于详尽,这使得SEC对众筹监管进行完善的余地非常之小。[24]尽管如此,SEC在其权限范围内仍然作出了一系列值得肯定的努力和完善。当然,对《众筹条例》的批评、争议以及证券型众筹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

(一)《众筹条例》的努力与成就

首先,《众筹条例》消除了JOBS法案中的模糊性表述,作出了更加精细化和可操作的制度设计。例如,就单个投资者投资于众筹证券的限额而言,JOBS法案的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其将单个投资者在12个月内投资于众筹证券的额度限定为:(1)2000美元或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的5%,按其中较大金额计算,前提是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低于10万美元;(2)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的10%,但最高不得超过10万美元,前提是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等于或高于10万美元。这一界定的问题有二:一是如果投资者的净资产或年收入中的一项低于10万美元,而另一项等于或高于10万美元,将导致这两种计算方法同时适用;二是在计算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的5%或10%时,法案未明确应按年收入还是净资产进行计算。《众筹条例》将其澄清为:只要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中的一项低于10万美元,则适用2000美元或5%的标准,在判断适用年收入还是净资产标准时,采用金额较小的项目;在投资者的年收入和净资产均等于或高于10万美元时,方适用10%的标准,此时仍然按照年收入或净资产中较小的项目计算。[25]此外,《众筹条例》还允许发行人在判断投资者是否超过其投资限额时信赖中介的工作,除非发行人明知投资者超出其投资限额。[26]这样就使投资限额的要求具有了可操作性,并减少了发行人的负担。

其次,《众筹条例》弥补了法案的缺陷和空白。例如,JOBS法案并未要求中介在其平台上提供交流渠道,这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疏漏。[27]公开、开放的交流渠道能够允许投资者彼此间及与发行人进行信息交流和讨论,有助于发挥“大众的智慧”,从而及时发现欺诈、提高投资决策的质量,并能对发行人进行有效的监控。SEC基于对立法目的的理解,弥补了这一缺陷,要求众筹中介建立公开、开放的交流渠道。[28]

最后,《众筹条例》在其权限范围内尽可能地减少了法案的复杂性和监管成本。例如,《众筹条例》允许中介信赖发行人和投资者的陈述,以满足JOBS法案对中介采取减少欺诈风险措施及对投资者资格进行核实的要求,除非其具有合理的理由质疑该陈述的可靠性。这样就减少了中介进行尽职调查的成本和责任,而将通过事后的责任机制追究不实陈述者的责任。又如,对发行人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披露,SEC原拟要求财务报表须经会计师审计,在最终通过《众筹条例》时则根据评论者的意见降低了该要求,只需发行人的主要执行官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出保证即可,从而降低了发行人的持续披露成本。

《众筹条例》能够对众筹监管作出上述完善,一方面是因为SEC作为一线的证券监管者更加精通复杂的证券法律体系以及具体证券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因而更适于对众筹豁免作出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则归功于规则制定过程中众筹行业、中小企业以及学者的广泛参与。SEC在起草《众筹条例》的过程中共收到了超过480封评论信函,其中很多意见均被最终通过的《众筹条例》所采纳,未被采纳的意见也在SEC发布的公告中进行了回应和解释。可见,众筹立法也是一个集思广益、面向公众筹集意见的“众筹”过程。

(二)对《众筹条例》的批评与争议

如前所述,囿于立法权限,《众筹条例》未能改变JOBS法案对众筹监管框架的基本设计。因此,对JOBS法案中众筹监管的批评与争议仍然适用于《众筹条例》。

对众筹监管的主要批评是该监管体系过于复杂、成本过高。[29]这集中体现在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要求上。长期研究众筹立法的Bradford教授认为,法案对于发行人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仅内容过多而且过于复杂,超出了初创企业的承担能力。无论发行额多小,发行人均须准备财务报表,并且当发行额在10万美元或以上时,财务报表须由独立会计师进行审查;发行额超过50万美元时,则须经过独立会计师的审计。企业在众筹发行后还要进行持续的年度报告。同时,对某些条目的披露还需要对公司法和金融的精通。例如,法案要求发行人解释“拟发行的证券如何被估值,以及举例说明这些证券将来被估值的方法,包括在发生相关的公司行动之后如何被估值”。[30]还要求发行人解释“因对发行人拥有少数股权而对证券购买人的风险,与相关的公司行动有关的风险,如后续发行股份、发行人的出售或发行人的资产被收购等,以及与关联方交易的风险”。[31]这些对发行人的专业知识提出了过高的要求。[32]《众筹条例》未能减轻企业的上述披露义务,而是对披露内容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列举。

不过,对众筹发行人应规定多少披露义务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披露要求过多会被批评为增加了初创企业的融资成本,而如果不进行有意义的信息披露,又会被批评为未能建立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机制,毕竟,不能仅仅因为投资限额制度就牺牲对投资者的保护。[33]事实上,JOBS法案与《众筹条例》对信息披露进行了较多的要求,也是考虑到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较高的失败率和互联网证券发行中较多的欺诈而进行权衡的结果。针对众筹监管的上述难题,不少论者建议采用新的治理机制予以解决,如大众的智慧、众包的投资分析、网络信誉机制、以证券为基础的报酬、数字化监控[34]以及终身保荐人制度。[35]这些机制已经部分地被《众筹条例》所米用。

值得关注的是,JOBS法案在对证券型众筹进行豁免的同时,还放开了私募发行中对公开劝诱的禁止[36],这被很多论者认为属于“获许型众筹”。[37]根据SEC的506(c)规则,发行人可以面向公众进行宣传,无须借助中介,且没有融资额的限制。唯一的限制在于发行人须采取合理步骤核实所有证券购买人的获许投资者身份。与JOBS法案第三编规定的众筹相比,506(c)规则下的私募发行可能更具有优势,从而让众筹发行更少被企业所利用。[38]

当然,对《众筹条例》的最终评价取决于其被市场主体接受的程度及其发挥的实际作用。《众筹条例》目前尚未生效和实施[39],其实际运行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SEC表示,将建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对众筹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持续关注[40],对发行人与中介的合规情况、发行人融资限额与投资者投资限额、欺诈情况、投资者损失及对投资者限额的遵守情况、中介采取的减少欺诈的措施以及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估,并在《众筹条例》生效后的三年内就该规章对资本形成和投资者保护的影响提交报告。[41]这将有助于对众筹监管方案作出及时而有效的调整。

三、《众筹条例》对我国众筹立法的启示

美国的众筹立法较早引起了我国各界的重视和热烈讨论[42]。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的众筹立法提上日程,国内学者多有提出借鉴美国众筹立法的建议。我国监管者对众筹的界定[43]与美国《众筹条例》的界定类似,显然受到了美国立法的影响。然而,通过对美国《众筹条例》的制定、内容及争议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还有待解的难题以及不确定的前景。我国的众筹立法应从现实国情出发,深入调研我国众筹市场的现状和市场主体的需求,同时也应汲取美国《众筹条例》的经验教训,并致力于解决众筹监管中的共同难题。

(一)众筹立法的主体及要求

我国现行《证券法》要求公开发行证券须经核准并符合相应的条件,公开发行包括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等。[44]众筹的“多人、小额”特征将被认定为“公开发行”,而公开发行较高的条件与要求将会窒息众筹的发展。为此,应将众筹发行豁免于公开发行的核准或注册要求。这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证券法》作出修改。至于众筹豁免的具体条件、对众筹发行人和众筹中介的规制要求,则应授权我国证券市场的一线监管者——中国证监会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予以确定。这是因为,众筹监管的具体规则涉及投资者保护与促进企业融资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权衡,涉及不同的发行豁免制度之间的分工与配合,需要通过具体的技术性规则来实现投资者保护和促进企业融资两大目标。对于这些复杂的技术性问题,证监会具有更加丰富和专业的监管经验和规则制定经验。此外,众筹的商业模式仍然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中,这就要求法律规则应根据变化的市场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证监会发布规章的形式更为灵活和迅捷。事实上,美国众筹监管的一大教训就是国会通过的JOBS法案对众筹监管的内容过于详细,SEC无权根据评论者的合理建议对法案的内容作出修改,而国会修改法案或重新立法的成本过高,难以作出及时的修改。对此,我国众筹立法须避免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失误,应在《证券法》中授权证监会对众筹豁免的具体条件制定规则,这也是2015年4月审议的《证券法(修订草案)》所采取的思路。

与此同时,我国的众筹立法应借鉴美国《众筹条例》制定过程中注重公众参与、集思广益的做法。目前证监会在制定规章时,已经开始注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对规章制定的背景、目的和主要内容进行说明。这一机制可进一步完善:一是延长征求意见的时间,从而给公众更多理解规则和参与讨论的机会;二是在网站上公开所有对规章的评论和建议,以允许公众分享、交流和讨论;三是在证监会在通过规章时应对公众提出的建议予以回应,说明采纳或不予接受的理由以及背后的政策考量。

(二)众筹立法的核心问题与挑战

众筹立法的核心问题是平衡投资者保护与促进企业融资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证券立法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众筹监管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减少欺诈、提高透明度的同时,而不过分增加发行人的披露成本。对于这一两难问题,传统证券公开发行的规制方法是强制信息披露,但强制信息披露势必会带来相应的成本。对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来说,这些成本是其难以承受的。美国的众筹立法并未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于融资额相对较小(如25万美元以下)的发行人来说,规制成本使得该豁免实际上无法被使用,而对于融资额相对较大的发行人来说,其本已有了更多可选择的融资途径。[45]这对于我国众筹立法的启示是,在设计众筹豁免时须考虑其与私募发行、小额发行的相互配合与衔接。鉴于较大金额的发行通常可通过私募发行等豁免制度予以豁免,宜将众筹发行定位于金额较小的发行,同时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限额,并减少信息披露的要求。这既可将众筹发行与其他发行豁免制度所服务的发行人群体予以合理区分,又能降低众筹发行的成本。

由于强制信息披露和投资限额制度等规制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众筹发行中的融资成本和投资者保护之间的矛盾,应积极探索新型规制工具和治理机制,如被各界寄予厚望的互联网信息交流机制。《众筹条例》要求众筹中介在平台上建立交流渠道,鼓励并维持开放、透明、中立的信息交流和讨论。这一信息交流机制如能成功发挥“大众的智慧”、低成本地实现减少欺诈和提高透明度的目标,将会成为众筹豁免发行制度成功的关键。我国十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将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平台作为众筹发行的必备要件,并鼓励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对业务模式进行创新。未来的众筹立法应积极吸纳众筹中介采取的保护投资者、促进融资和控制风险的最佳做法,通过多种治理机制促进众筹的健康发展。

(三)注重事前和事后的政策评估,适时调整规制方案

立法前应进行经济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在众筹监管问题上,美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为了减少风险而必须作出的披露对于众筹市场的参与主体来说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话,则应放弃这一豁免方案,以免浪费监管资源。[46]然而,对众筹豁免进行立法前评估的困难在于,证券型众筹这一新型市场是需要由立法豁免创制产生的,在立法豁免生效前缺乏相关的市场数据,对于立法豁免后各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立法者则很难精确预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众筹的监管和立法是一种“政策实验”,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抱着学习者的心态,采取“边做边学”(Learning by Doing)的思路,加强立法后的政策评估和规制方案的调整。就此而言,美国SEC建立专门工作小组对市场和监管进行持续关注并限期提交评估报告的做法,值得我国证券监管者借鉴。

VR若不能解决场景应用的难题就无法真正火爆

VR若不能解决场景应用的难题就无法真正火爆

很多人都将VR看做是下一个投资和创业的风口,更有人将VR看作是打开“世界之窗”的一把钥匙。然而,经历了近一年的发展之后,人们发现VR并没有像外界预想的那样发展起来,甚至还有销声匿迹的迹象。风口之下的VR并未由此腾飞,在短暂繁荣之后,VR重归宁静。

VR之所以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基于全新技术的应用,并能够和现在的很多商业形态都能产生很多联系。电视、电影、家装、地产、购物等诸多我们生活相关的细节都能够通过VR进行全新的呈现。这些呈现让我们的观感能得到极大提升,甚至能够颠覆我们对事物的常识看法。

因此,VR通常被用在营销、展示等一些常规的业态上面。很多人都将这种展示方式的改变看做是消费升级的一个方面,并开始想象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改变。

基于应用场景,让VR备受关注

应用场景的改变带来的巨大市场让人们越来越感觉到VR背后蕴藏着的商机,而商机带来的利润诱惑更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作为一款基于应用场景和消费场景的应用,人们对于VR的想象多半是基于它背后蕴藏着的巨大的消费能力。

很多消费场景都能够与VR建立联系让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想象。从这个角度看,VR就是一个消费的整合体,我们能够将很多东西放在这个载体里进行展示。另外,VR更多地是被看做是一个提升人们消费体验的产品,通过VR可以促使人们下单消费,在变现困难的当下,VR这种新奇的玩意儿无疑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以当下火爆的互联网家装为例,很多互联网家装企业未来改变传统家装的问题和弊病,将传统家装的设计图环节通过VR进行直观的展示,通过展示用户能够在装修还没有完成时就能够看到未来家的样子。这种体验从本质上来讲对于提升用户体验的确有很好的作用,但是用户是否真正能够感受到这种体验的提升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很多用户虽然通过VR看到了超级酷炫的家,但是等到施工完成之后,他们却发现眼前的家与他们通过VR看到的并不一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装行业最后的效果除了与施工效果图有关之外,还与施工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单单地将希望寄托在VR上面,那么用户势必会得到难以预料的结果。

除了家装行业之外,社交软件应用同样与VR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VR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变得更加逼真,而基于VR的应用则让基于原本技术的社交体验变得五花八门,用户利用VR完全可以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种体验并不亚于面对面的交流。

VR的这些基于场景的应用让VR一经出现便获得了很多关注,就连扎克伯克都开始将脸书的应用与VR结合在一起。不同的应用场景,多角度的沟通交流让VR的体验变成了下一个互联网时代人们都会关注的热点。

除了VR基于多场景的应用之外,资本以及业界大佬的关注同样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在这其中蕴藏着的巨大的潜力。而下一个阶段的基于消费场景的广泛应用让VR未来的发展变得充满想象。

VR短暂火爆之后,充满了不确定性

尽管VR在很多领域的应用让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其蕴藏着的市场潜力,但是现实的发展却让我们难以对VR抱有乐观情绪。庞大的市场并没有因为资本和业界大佬的进入而火爆起来,相反在短暂的火爆之后迅速的冷却让人们对于VR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缺少深度融合让VR应用变成了“空中楼阁”。尽管VR能够给人们的消费体验带来极大的提升,但是这种提升并没有触及人们的痛点。人们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有了VR而减少多少。有了VR,人们只不过更加容易被商家炫酷的商品包装迷惑了而已。这种情况的存在最终导致了尽管VR出现之后有了短暂的火爆,但并没有真正被用户所接受,人们在经历了短暂的温存之后,依然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

以VR类的电商为例,通过VR,用户能够更加直观,更加多角度地观察商家的商品。通过商家的VR展示,用户对于商家的产品更加信赖,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边会下单。而等到商品寄送到用户手中之后,用户却发展拿在手中的商品与当初通过VR看到商品有很大的差距。用户的这种体验相对于传统的购物方式来讲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反而会因为VR的存在让这种体验变得更加糟糕。

缺少深度介入的VR最终让“VR+电商”的模式在经历的短暂的繁荣之后便恢复平静,而人们由此而引发的逆反心理则让他们对于的VR这种应用失去了信任。以真实为主打的VR应用并没有让用户获得真实的感受,缺少了应用的土壤之后,VR应用便变成了“空中楼阁”。

技术的发展并没有达到支撑VR技术深度应用的地步。作为一项新技术,VR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便获得诸多用户的关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技术发展从背后推动它不断发展。然而,随着VR应用不断与各行业产生深度的联系,VR技术的发展显然已经无法跟上其与应用深度结合的速度。

VR技术之所以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它的发展是技术推动的结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发展是资本推波助澜的结果。这种基于资本力量的发展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让这项技术产生持久前进的动力。当基于资本的力量将这项技术推送到用户面前的时候,用户感受到的却是一种与资本传递给他们的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发端于技术的驱动力远比发端于资本的驱动力来得强烈,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在对VR产生驱动力的时候就已经深度改造了VR技术并让它能够与外部行业产生某种深度的联系。而发端于资本的驱动力却并不是这样,它多数情况下是在让用户传达一种概念,而用户真正能够感受到的却是一个和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真实体验与虚假概念之间的差距让VR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少一种完美的契合点,而以资本驱动的企业通常又会忽略用户体验方面的重要作用。等到用户对于VR技术失去信心,用户的流失便会成为现实,而资本随着用户的不断流失同样会开始撤退,最终VR便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概念,而缺少对于用户体验的真正改变。

曲解VR的本质最终让VR变成了“大众消费品”。很多人之所以会将VR看做是一个风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于VR的理解并没有真正触及其本质。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将VR看做是一个工具,并没有将VR看做是一个独立的产业来对待。

其实,VR技术作为一种技术类型完全可以不依附于其他行业,能够通过它本身的发散来形成一个全新的产业链,而VR就是这个产业链的中心。我们之所以在VR技术应用的过程中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是将VR看做是一个外在的应用,而对于有VR产业衍生开来的一些应用却很少。对于VR技术的曲解最终让VR变成了一个“大众消费品”。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能够看出VR并没有真正处于它原有的发展轨道当中。尽管我们在短时间内将VR看做是一个风口,但是等到资本的热度减退之后,VR又将会重新回到自己的发展轨道上去。

然而,VR热度的减退并不能够否定其作为一项新技术在未来巨大发展潜力,更加不能否定其对于传统行业的改造程度。

让VR成为一个全民参与的存在,属于VR的时代才会到来对于VR未来的发展,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VR发展当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带给用户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脉络。

以VR为原点的生态系统有待进一步形成。目前的VR技术之所以会遇到很多的发展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VR为原点的生态系统并没有系统。当前的市场环境中,VR扮演的只是一个附属者的角色。这种角色让VR并不能与外部的行业产生深度联系,即使我们当下用VR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够被用户接受。等到用户的体验并未被VR改善的时候,用户便会选择“用脚投票”。

如果我们想要通过VR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那么我们就要利用VR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借助VR我们不仅能够获得一种感官上的体验改善,而且在实际的体验当中同样能够感受到这种体验。等到这个时候,以VR为原点的生态系统才算是真正形成,这个时候的VR才能被称得上一项能够对人们的体验产生深度影响的技术。

发端于VR本身的驱动力并未发力。如今,VR技术之所以会出现短暂的繁荣,并在短暂的繁荣之后重新回归宁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发端于VR本身的驱动力并没有形成,这个情况导致我们虽然获得了一些基于VR技术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本身并没有发展成为能够触及用户体验的改变,这种改变让用户并未真切感受到变化。缺少触及本质的改善则让VR技术回归到自身的发展轨道,从而开启一个全新的发展过程。

作为一种内生的技术应用,VR的驱动力往往能够产生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发展情况,从而将会带给用户一种全新的体验,用户在这个体验之中不仅能够得到体验上的提升,更加能够获得一种全新的产品,这种产品基于VR产生,并由此不断延展开去。这个时候的VR技术才是真正的一种基于技术力量的应用,并将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VR应用的市场环境并未真正形成。VR的应用并不是单单几个VR的产品就能够形成一个产业的,一个好的市场环境才能真正让VR变成一个市场的应用。这种应用本身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基于这种市场本身,我们能够获得一种完全不同于当下市场的感受,这种感受本身能够让VR真正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存在。

在一个真正的VR的市场环境中,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地使用VR做成想要做的事情,而我们所依赖的VR软件也不再仅仅只是几款硬件的事情,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应用到VR。只有这样的市场环境才能产生一种能够让VR不断发展的前景,最终让VR变成一个全民参与的存在,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基于VR的用户环境才会最终形成,而一个属于VR的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作为一种以应用为主要载体的技术,VR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如以windows为原点的应用一样,VR同样需要这样一个生态系统来支撑其朝着更深更远的方向发展。资本的推波助澜让VR变得好似风口,而风口过后留下的“一地鸡毛”则让我们对于未来的VR市场缺少了一个劲头十足的驱动力。

等到发端于技术的力量开始形成,VR便是一个开始,那时的发展或许更加能够让人浮想联翩。